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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何时真正走进中国?   

2013-01-04 23:23:00|  分类: 天下大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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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何时真正走进中国?

丁启阵

 

2012年,是中国文学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小说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开始于1901年,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诺贝尔文学奖,跟中国至少有过三次亲密的接触。

第一次是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于1938年获得该奖。赛珍珠虽然是美国人,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但是,出生仅四个月,她的传教士父母就将她带到了中国。赛珍珠先后在淮安、镇江、苏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其中,镇江是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前后达18年之久,她因之称其为“中国故乡”。汉语是赛珍珠最早学会的一种语言,也是她的母语之一。赛珍珠一生出版著作80余种,有小说、传记、儿童文学、政论等,大部分以中国为题材。她还曾将我国古代文学名著《水浒传》翻译成英文。赛珍珠出版于1931年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于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给她颁奖的原因是:“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

第二次是旅法作家高行健(1940—)于2000年获得该奖。高行健祖籍江苏泰州,出生于江西赣州,先后在南京、北京等地上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毕业后,先后在中国书店、《中国建设》杂志社、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从事翻译、编剧等工作,发表过文艺评论、剧作、小说,在当时文坛有一定的影响。1987年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次年转往巴黎居住,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高行健凭藉长篇小说《灵山》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三次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2012年莫言的获奖。关于莫言获奖的作品和颁奖词,有不同的说法。获奖作品,有说是《红高粱》的,有说《生死疲劳》的,有说《蛙》的;颁奖词,至少也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莫言的小说杂糅幻想与现实,历史与社会视角,莫言创造的世界之复杂性令人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同时他又在中国古老文学与口头传统中找到新的出发点”,另一个是“将虚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仔细品味诺贝尔文学奖跟中国的三次亲密接触的历史以及国人的反应、议论,可以看到一个事实: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每次都有进步,但其实还没有真正走进中国。用恋爱打比方,第一次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第二次是婚外恋,第三次是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式的恋爱。都还不是真正自由的、灵与肉完美结合的恋爱。这一组比喻,第一次、第二次大概争议会小一些,这里不去说它们了。第三次的比喻,估计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我这里略加说明。首先我声明:我赞成“比喻总是拙劣的”的说法。因为,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它往往是“攻其一端不及其余”的,两种事物之间,只要有一点相通、相似,就可以拿来比喻。我并不赞成诺奖委员会给中国作家颁奖有金融危机背景、有向中国借款意图的说法,但是,诺奖委员会在宣布评奖结果之前,全球只有三家电视台获准采访,中国中央电视台是其中之一,难脱作秀的嫌疑。

之所以作这样的比喻,最重要的理由是:莫言的作品,并非纯粹的“中国”货;莫言的获奖,并非因为他的中国元素。尽管莫言本人一再强调他写作中的中国元素,例如,“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但是,众所周知,莫言的小说是深受美国作家福克纳、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以及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影响的。这一点,莫言本人也是部分承认的。在获奖演讲中,莫言称,福克纳、马尔克斯的书,自己“没有很好地去读”,“只读过几页”,但是,他们给了他“重大的启发”,“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他,让他明白了“该干什么”和“该怎样干”。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中提到了“魔幻现实主义”,包括诺奖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几位跟诺奖有关的人士,也有提到莫言作品受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影响的。可见,莫言虽然是中国籍作家,但是,他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相比于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反而较为次要——这也是现当代中国作家的普遍现象。刻薄一点,不妨说:瑞典皇家学院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位西方文学或者美洲文学的东方(亚洲)效仿者。

如果说,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写作,都是西方或美洲文学的效仿者,倒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很“中国的”优秀作家,乃至伟大作家。什么是“中国的”?简而言之,不是简单模仿外国的,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具体地说,小说语言追求凝练、蕴藉、韵致、诗意、意在言外、得意忘言等等,没有大段的景物描写和心里独白,并不大量地堆砌成语辞藻,尽量避免使用不雅字眼。这样的作家,通常不像那些外国文学的效仿者,文化教育、文史修养等方面先天不足,凭着后天的勤奋与毅力从事写作,速度惊人(例如莫言,曾于83天里写出50万字的《丰乳肥臀》初稿),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惜墨如金,甚至懒于写作。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写得太快,瑞典翻译家马悦然抱怨莫言写得太长,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个人的阅读感觉,当代中国较为活跃的小说家及其作品,不要说跟唐诗宋词元曲,就是跟明清小说,也没有多少血脉相通之处,普遍存在着带有明显的蛮气与匠气、语言粗糙(包括语法错误)等问题。

最近几天,我在重读孙犁、汪曾祺的一些小说。慢慢地读,细细地品,愈觉其澄澈灵透,意蕴深长,滋味无穷。私心以为,这才是“中国的”作家,这才是中国当代最优秀、最伟大的作家。曾跟若干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其中也有赞同我这意见的。我以为,什么时候,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委员会把文学奖颁给像孙犁(尤其是晚年《芸斋小说》这样的作品)、汪曾祺(当然是《受戒》一类写于花甲之年的作品,而不是早年模仿西方文学路数的作品)这样的中国作家,才算真正承认了中国文学,走进了中国。不客气地说,瑞典人、西方人要想真正读懂中文,读懂中国文学,还有一段挺长的路要走。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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