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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为什么不能在唐朝做大官?  

2010-09-29 23:45:00|  分类: 有点学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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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为什么不能在唐朝做大官?

丁启阵

 

网友“仁者无敌”在我博客文章《令人惋惜的唐朝诗人之死》的评论栏留下了两个疑问句:“杜甫为什么不能在开明的唐帝国做大官 ,而王安石可以在宋朝当宰相?唐宋的文人身份好像差别好大,为什么?”乍看之下,觉得这两个疑问挺寻常。但是,稍加回味,不得不承认,这是两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被汉朝以后的历朝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儒家学说不是有“学而优则仕”的理论吗?包括李唐在内的历朝皇帝们不是喜欢制造“野无遗贤”的和谐局面吗?李唐王朝实行的不是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吗?如果都是“是”,那么,诗歌创作方面早年即已崭露头角、中年时期名满天下、日后更成为千古诗圣的杜甫,仕途却那么蹭蹬,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实职不过是一个八品的左拾遗。认真计较起来,肯定不是大唐王朝的光荣事件,不是杰出文学家的合理命运,也不是中国历史的正常现象。

论政治开明、军事强大、经济昌盛,论思想自由、文艺繁荣,宋朝都难以跟唐朝相匹敌。但是,人生遭际上,为什么会出现唐朝文人反而普遍不如宋朝文人的现象呢?——唐朝最出色的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温庭筠、孟浩然等一大批,不是昙花一现、沉寂下僚,便是以白衣身份终其一生。而宋朝文人,除了柳永、姜夔等少数几位,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人,不是曾在朝廷中位居津要,便是在地方担任封疆大吏。就连堪称赍志以殁文人典型的陆游,也做过地区级长官(知州)。文名最大、一生坎坷的苏轼苏东坡,做过好几个地方的地区级长官之外,最高职位是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网友留言,大约有希望我解答一下的意思。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唐宋文人思想观念不同。比起宋朝文人,唐朝文人思想更自由,价值观念更多元化,人生理想追求上更加散漫随性。这方面,李白是一个典型。青少年时代,除了读书之外,他还学剑、学游侠、学道、期盼成仙,后来甚至成为正式加入道籍的道教信徒,“五岳寻仙不辞远”。李白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也曾积极追求仕进。但是,李白同时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一生好入名山游”,喜欢跟志趣相投的朋友结伴隐居,过寄情诗酒、放浪形骸的日子。就连“奉儒守官”家庭出身的杜甫,他的随性散漫,也是一般宋朝文人所不可企及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前,到吴越一带漫游,一游就是四年多。回到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失败后,游齐赵,五年多。三十岁时,因为结婚,回到东都,在偃师陆浑庄筑室而居。三十三岁那年秋天,曾跟李白高适同游梁宋,三十四岁那年再游齐鲁,跟李白盘桓了一段时间。因为献赋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四十四岁才得到第一个职位——河西县尉。但是,杜甫拒绝了。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后,他自嘲是为了挣几个酒钱,勉强上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逃出沦陷了的长安城,冒险跑到肃宗行在所在地凤翔,得到左拾遗的职位。才一年多一点,因为替房琯辩护,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华州任上只待了一年零一个月,就因为关中闹饥荒,辞官不干了。以李白杜甫这样的自由散漫,即使生在宋朝,大约也是很难把官一步步做大的。唐代文人显然普遍缺乏混官场的耐心,他们向往的是风云际会、君臣遇合,是“立登要路津”,相当不切实际。

其次,跟科举取士规模有相当关系。唐朝虽然号称科举取士,其中最为显赫的是进士科。但实际上,每科及第进士非常少,最少的一科只有三五个人,最多也不过四五十个人。宋朝的情况完全不同,每科取士规模多在二三百人,多的时候有五六百人。数量上的差异,对文人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进士科,考中者固然占了入仕的先机,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基本上就是一种人生的搏击过程,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种“跳龙门”的游戏。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文人,也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进士考试上。孟郊《登科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传赵嘏所作诗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李肇《国史补》曰:“进士科得之艰难,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诗云。”都是唐朝科举弊病很好的写照。考个进士,要扒掉三层皮,花掉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去从政,去飞黄腾达?杜甫的考试、求官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唐代进士科这座独木桥,浪费了太多优秀文人的才华和生命!

再次,跟文人整体地位有关系。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的天子宝座是从后周幼儿寡母那里夺来的。他深知军人对于皇帝宝座的危险性,因此,他登基不久便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武将排除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外。同时立下规矩,不准其继任者随意杀害文人。从此,赵宋王朝的政府基本上由文人组成,武将的地位、级别受到严格限制。宋朝文人不但生命有保障,整体身份也空前高贵。而李唐王朝,虽然也不乏喜欢吟诗作赋附庸风雅的皇帝,但是,他们大量使用勋臣后裔和武将担任朝廷或地方军政要职,对于文人并不特别眷顾。在唐朝,不少诗人都曾经在历经坎坷之后,发出读书无用的感慨,向往军功进身之路。有众多诗句为证: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祖咏的“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钱起的“雁门太守能爱贤,麟阁书生亦投笔”(《送崔校书从军》),杜甫的“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崔涂的“五陵豪侠笑为儒,将为儒生只读书。看取不成投笔后,谢安功业复何如”(《东晋》),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如果说,在宋朝,文人是一等公民,那么在唐朝,文人就是二等公民。一等公民容易春风得意上青天,二等公民不免喝西北风坠地面。

当然,有一得必有一失。宋朝文人仕途普遍比唐朝文人得意的同时,文学成就却普遍不如唐朝文人。至少,唐朝尤其是盛唐那几位大诗人的艺术造诣,是绝大部分宋朝文人所望尘莫及的。杜甫的“文章憎命达”,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的就都是这个得失的规律。

                                                           20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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