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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汉语的说法需要斟酌  

2010-08-25 02:37:00|  分类: 天下大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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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汉语的说法需要斟酌

丁启阵

 

网上拜读了葛红兵先生的博客文章《什么样的汉语才是纯洁的?》,忝为语言学界一员,我认为,葛先生对语言学界所说“纯洁语言”含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从葛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以为,语言学界所说的“纯洁汉语”是针对使用“俚语、俗语甚至粗语、洋化语”之类语言单位的现象。他说:“我认为在文学语言中,出现一点儿俚语、俗语甚至粗语、洋化语,并不会污染我们的汉语。因此在文学语言中大可不必提生活的(丁按:有点费解,原文如此)纯洁汉语的问题。”

如果葛先生这种理解来自某个特定的语言学界人士——即他所说的“到处发文章、讲演,要维护汉语的纯洁性”,其文章令葛先生“感到很恶心,也很恐惧”的“有个所谓语言学家”——的文章或讲演,我不好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个人是谁(肯定不是我,吼吼),我可以肯定,自己肯定没有听过这个人的演讲,可能也没有看过这个人的文章,不知道他都写(说)了些什么话。但是,倘若葛先生的理解依据包括语言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那么,我大致可以肯定,葛先生误解了“纯洁汉语”这个提法的含义。

语言学界所说的“纯洁汉语”实际上就是“规范汉语”。这个提法,不是葛红兵先生所说的今年“语言学界有人”为了策应前两年文学批评界批评王朔的“痞子语言”和新新人类作家的“洋派语言”才提出来的。至晚,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有了“纯洁”语言的说法。195166日,针对当时社会上语言方面的混乱现象,《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这个提法,迄今尚未被遗忘19816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家都来讲究语言的文明和健康》1994年和1995年,《人民论坛》专栏先后发表《重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建设文明的语言环境》等文章;其间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据我所知,这些代表官方意见的文章,所批评的“不纯洁”“不健康”“不文明”语言现象,从来就不曾包括葛红兵先生所说的文章中一般性使用“俚语、俗语甚至粗语、洋化语”的现象。它们所针对的是种种不正确、不规范的语言使用现象。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文,所指出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方面存在的“不能容忍的混乱状态”,有以下三类情况:一是词汇上,“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各种词”,“对于任何两个字以上的名称都任意加以不适当的省略”等现象。二是文理不通,即语法、修辞、逻辑有错误。三是篇章结构上,“空话连篇,缺乏条理”。

不难看出,当初提纯洁汉语,主要是为了使汉语表达更加精炼,准确,易懂,基本上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技术处理,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艺术限制。尽管里边也提到了土语和外来语,但是,前边有“不加选择地滥用”这个修饰语,并非一般性地反对使用这些词语。那篇文章里,引用了毛泽东语录,指出要学好语言,有三个渠道:人民群众、外国语言和古人语言。文中列举了不少古代作家,“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称赞他们为“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这些人(包括当代的鲁迅、毛泽东)的作品中,俚语、俗语甚至粗语、洋化语”,什么没有呢?

我认为,葛红兵先生所说的“说真话的语言,是纯洁的;说假话的语言是不纯洁的……”,“只有真正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的语言才是纯洁的”,跟语言学界历来所说的“纯洁语言”,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自然,其间也没有任何矛盾。

不过,葛红兵先生的反感和恐惧,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我认为,可能有如下两个来由:

一个是“纯洁”二字使用不当。一般人理解“纯洁”一词,大约都是“纯粹清白,没有污点”的意思,这个词带有明显的道德评判色彩,是典型的褒义词。从语言学角度讲,语言单位、语言结构、语言风格,本身都是超越阶级的社会现象,不存在道德上的优劣高下之别。有褒义色彩的“纯洁”一词,并不适合用作学术术语。相比之下,不如换成“规范”、“标准”或“合乎常例”等。至于葛红兵先生把“规范”、“标准”理解为“……我们周边的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一种语式、一种词汇”,那是因为他把语言学的语言和文学的语言这两个原本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还有一个是,某些语言学者观点过于偏激。语言学研究者有一个常见的职业病:语言观偏于滞后、保守。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通过调查、观察、分析语言材料,从而总结出各种各样的规则、规律;他们面对的往往是“过去”的语言材料,是回顾式的,而不是前瞻式的;他们关心的是普遍规律而不是个别现象;他们的眼光容易局限于语言的工具层面(语言符号系统)而不能兼及艺术层面(文学的艺术性决定了,优秀作家普遍有突破语言规则的诉求)。凡此种种,使得语言学家归纳出来的语言规范或标准,在文学家看来,会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问题,对文学创作会产生束手束脚的副作用。事实上,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就曾因此受人诟病。

我认为,想把语言规范工作做好,语言学家应该跟文学家(包括文学理论家和作家)充分沟通,通力合作。

                                                      20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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