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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启阵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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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汪曾祺在张家口的足迹  

2010-04-02 00:04:00|  分类: 山水见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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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汪曾祺在张家口的足迹

丁启阵

 

我有跟汪曾祺先生同居一城(北京城)近十年的荣幸。但是,在他生前我却一次也没有见过他——这话有点怪,他死后我更不可能见过他。在汪曾祺先生生前见他一面,原本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跟他关系较为密切的他的两位大学同学,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和朱德熙先生,我就都见过。其中李荣先生,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去他家一次,每次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听他谈音韵学,谈方言学,谈怎么修改学术论文。如果我想拜见汪曾祺先生,请李荣先生介绍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有个出版社的编辑朋友,给汪曾祺先生出过书,通过他也是可以找到汪曾祺先生的。另外,也没听说过汪先生有钱钟书那样闭门谢客、不轻易见人的脾气。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我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集中在音韵学和方言学上,无暇顾及文学,还没有开始系统阅读汪先生的小说、散文,只在杂志上偶尔读过他的若干篇文章,好玩是好玩,但没有产生前去拜访一下的想法。

较为系统地阅读汪先生的小说、散文,是在他去世前不久(汪先生去世于1997年)。等我想去拜访他的时候,老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了。当遗憾永远无法弥补,怀想之情就愈加热切。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对他文章中描述过的他的生活,也就有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其中,汪先生写他在张家口四年“右派”生活的几篇小说和散文,我就读得津津有味。本该感到灰暗、绝望的时期,他的回忆文字里竟是那样一派祥和、妙趣横生的景象,我于是常常冒出这样一个念头: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寻访一下汪曾祺在张家口的足迹。葡萄园、七里茶坊、他画马铃薯图谱的沽源,对我而言都有不小的吸引力。

机会终于来临。这一次结束两天半的坝上采风,张北朋友坚持派车送我回北京。我于是在登程之际提出一个要求:顺路去沙岭子镇寻访一下汪曾祺当年的足迹。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汪曾祺先生,被下放到设于该镇的“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参加劳动,接受改造。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后,曾到该所设在坝上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离开北京的时候,汪曾祺先生给他妻子留了一张字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实际上,四年后,他就被调回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就是说,汪曾祺先生在张家口呆了四年时间。从他日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看,这四年,他虽然是以“右派”身份下放劳动,但并未受到什么歧视和批判,相反,他的生活和劳动都有许多乐趣。看了文章里关于这些富有乐趣的片段的描写,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像我一样,产生去实地看一看的想法。

虽然事先没有做过调查、联系,但是,司机杨师傅凭着曾经到沙岭子一个农科所拉过花草的隐约印象,找到了一处农业科技园。一打听,这个科技园跟我要找的农科所是一个单位。我跟他们说明来意并且简单介绍了汪曾祺先生的情况后,陈设简易的办公室里的四位工作人员立即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颇有干部风度、最年长的一位说,他在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里边说到汪曾祺在他们农科所工作时的情况,有点印象。但是,他本人没有见过汪曾祺,也没有听哪位同事说起过汪曾祺在这个农科所工作时的情况。他跟另一位也是干部模样的男子一起帮我想办法,在记忆里搜寻可能跟汪曾祺有过接触的八九十岁老人,还有谁是健在的;最年轻的一位,大概也就二十来岁,上网搜索到了汪曾祺的简介,上边印证了我关于汪先生曾经在19581962年在沙岭子农科所下放劳动的说法,他们因此显得有些兴奋,帮我找可能了解情况的老人的热情更高了。很快,最年长的那位就打电话给农科所的一位人事处长,说有一位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想了解五十年前在他们所工作过的一位作家的情况,请他帮助一下。

一路打听,大约一刻钟之后,我们找到了汪曾祺先生呆过的农科所,不过大门口的牌子上挂的是“张家口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是研究院,不是研究所。从该院科研处处长奚玉银研究员通过QQ邮箱发送给我的有关资料中了解到,汪曾祺先生下放劳动的是筹建于1939年的“中央农林试验场”发展而来的“坝下农业科学研究所”。2005年,该所跟“坝上农科所”合并,成为“张家口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研究所人事处处长任万江先生早已在大门口等候,他特意找来的一位80岁老人也已经在门卫室内坐着。这位老人名叫杜振睦,耳聪目明。我一说1958年到1962年有个叫汪曾祺的北京来的作家在这里工作过,他马上说见过这个人。但是,他强调,汪曾祺是干部,他自己是农民,没有打过交道。他说,汪曾祺那个时候不像他们农民一样需要整天干农活,而是到处跑。说着说着,老人就竖起了大拇指,说汪曾祺人聪明,记性好,编的顺口溜很有趣,待人也非常和气,没有干部架子。这位老人还知道汪曾祺做过文学杂志的编辑,不过他把《北京文艺》记成了《人民文学》。老人不是文盲,他会写自己的名字,笔画相当有力。或许,下次路过那里,我应该买一本汪曾祺的著作送给他。

杜振睦老人的说法,跟汪曾祺的回忆似乎有点矛盾。汪曾祺在散文《随遇而安》里关于自己到研究所以后的劳动和生活,有如下一些描写: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一百七十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四十五度角那样陡的高坡。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有多种可能:一是汪曾祺因为年深月久记忆不准确,不经意间把自己干农活的辛苦以及跟农业工人(其实就是农民)之间的亲近程度夸大了;二是汪曾祺不可能跟每一个农民走得很近,杜振睦当年不属于跟汪曾祺走得很近的那一部分农民,因而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三是“麻杆打狼——两头怕”,汪曾祺以为自己是“右派”待罪之身,心目中农民形象被他高看三分,农民觉得汪曾祺是上边去的“干部”有文化心里敬他三分。还有一种可能,杜振睦进农科所是在汪曾祺摘掉右派帽子之后。《随遇而安》一文中有交代:“……我就在一九六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收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所谓协助工作,就是画画,给展览会画画,到农科所设在坝上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因此,杜振睦这样的农民当然就会觉得汪曾祺是在到处跑了。

老人和其他人都说,研究所的院子是在原址,研究所的果园也还在老地方(我看距离研究所大约有半里地)。我以为,研究所唯一的那座两层楼房就是汪曾祺当年出入过的建筑。司机杨师傅表示不同意,他认为,那座楼房肯定是七十年代以后的建筑,五六十年代都是平房,不大可能有楼房。我承认,杨师傅说的有道理。

任万江给过我一个人名和电话号码,说他是农科所的老人,八十多岁了,他有可能见过汪曾祺,不过,他现在住在宣化。今天上午,我给这位老人打了个电话,老人说没见过汪曾祺这个人,口气相当肯定。

寻访了半天,著名作家汪曾祺工作过四年、后来又怀着深情在多篇文章里写过的地方,过了不到五十年,就几乎已经没有人记得他、知道这个事情了,我多少有些意外,有些遗憾。依我的想法,当地文化文物部门应该在汪曾祺工作过的地方开辟一室,以供纪念。有这么一个可爱的作家因为在这里生活过几年,写出了那么多令人温暖的文字,不是可以让当地人引以为自豪、感到开心、受到鼓舞的一件事情吗?

下一次再去张北,我要去汪曾祺先生边画《中国马铃薯图谱》边在牛粪火里烤马铃薯块吃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看一看。

                                                          20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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